税收本质上就是物业费。小区里有物业的小伙伴应该比较清楚,物业费的问题是收取困难,比如我们小区物业为这事就没少操心,送礼物、跟门禁卡绑定,打感情牌,各种手段应有尽有。
税收也有同样的问题,而且跟小区不一样,税收的范围是整个国家,涉及到个人、企业、组织、地方、中央之间的财富分配,弄好了大家一起受益,弄不好就是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很容易引发社会动乱,征收的难度比物业费大的多。
具体来说要解决两个难题。
第一是税钱从哪儿来,征税对象五花八门,像物业费那样搞一刀切肯定是不行,所以要设置多种税制,各种情况区别对待,还得考虑大伙的承受能力,不能涸泽而渔。
第二是谁来收,有两种方式,国家直接收或者包税制。
直接征收的好处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国家能直接从基层汲取营养,适合集中力量办大事。毛病是得养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操办这事,对国家的治理能力要求非常高。一般王朝早期都是这种模式,因为系统刚刚初始化,社会结构比较简单,叠加中央政府有战争权威,这才勉强搞的定。此外这种一杆子捅到底的模式绕过了中间阶层,地方政府捞不到好处,很容易消极怠工。
包税制操作简单,划定分成比例,把活外包给地方政府或者豪强,年底国家按比例或者固定额度收钱就行。好处是跟刁民打交道的事让给中间阶层去操办,朝廷只管收钱就好。毛病是国家对基层情况一抹黑,中间商欺上瞒下,很可能是老百姓交了重税,但是国家也没收到多少钱,只是养肥了中间商,这种社会结构非常不稳定,有个风吹草动王朝就完蛋了。
大家可以注意下,所有的税制都是围绕这两个问题作文章,咱们国家也不例外。
刚建国时候,我国其实同时存在国有和私营两种经济形式。国有经济来源于没收的官僚资本和列强在中国的资产,私营经济就是解放前的民族资本家和小工商业主。
多说一句,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我党一开始并没想消灭私营经济,因为刚掌握国家政权,没什么建设经验,让私营经济带动经济发展也是个思路,新民主主义路线的出台就是这个背景。
针对这两种经济模式,税收方面也有两种不同的策略。国企属于亲儿子,利润全部上交,也就不存在交税的问题。私营企业是干儿子,在老爹的地盘经营,挣了钱得交份子钱,剩下的利润才能装自己兜里,他们得交税。
这事看起来很公平,但是客观上造成了国企和民企的不平等,不平等就会留下钻空子的空间。比如很多私企通过挂靠国企,分包国企业务的方式逃避税收,一度造成国家财政紧张。
当时的财政部长意识到这事的根源还是税制的不平等,只要国企免税这个事实存在,就没法实现平等竞争,民企拼命往国企这儿靠,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寻租和贪污腐败,养肥的还是中间层。
说到民企咱们插一句,最近国家不是频繁出台政策支持民营经济吗,不少人很纳闷,原来不支持吗?
确实不怎么支持,事实上民企的营商环境一直都很不怎么样,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国企的存在。
也好理解,国企是亲儿子,享受的政策优惠肯定要大于民营企业,民企要发展要不然就是抱大腿,围绕国企开展外围业务,当国企的寄生虫。要不然就是在国企完全退出的领域发展。
早期国企遍地开花的时候,民营企业基本只能走第一条路。后来国企改革,退出了一些领域,这才给了民企一飞冲天的机会,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现在我国能够做大的民企,基本上都不是国企重点把控的行业,这也算是我国的一大国情。
即使这样,挂靠国企吃饭的民营还是有不少,当年我国搞大基建,就是通过国企把业务传递到民企,解决了很多的就业问题。包括我们的大放水,有一部分也是通过国企外溢到周边的民营企业。
今年就业形势紧张,大家都说难,其实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国家在去杠杆,缩减投资,政府机关和大国企手里没钱也没项目,连带周边这些民营企业也跟着倒霉。
咱们说回来,当时的财政部长思路比较开阔,他的策略就是拉平税制,让国企业民营企业一起纳税,大家公平竞争,国企没了特权,也就没了寻租空间。这本来是个纯财政问题,税制改革本来就是财政部的本质工作,而且要想搞活经济,必须得有个公平的市场环境,要放在现在的眼光看,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
但是放在当时就有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国企就代表公有经济,你向国企征税是不是打压公有经济?是不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不是收了资本家钱?
本来是个税制改革,最后演变成了政治风波,这段历史大家有兴趣自行百度,后来演变成大论战,直接导致一批老同志下台,这应该算是最早在经济领域的左右之争了。最后还是主席拍板,改革也就搁置了。
但是问题还是没解决,财政还是入不敷出,怎么办呢?
新上任的财长就是后来的总设计师,老人家的办法简单粗暴,解决不了就不解决,就这么点税收,中央留一部分,剩下的分给地方,不够的自己想办法,不行就勒紧裤腰带,又不是不能过。
好在没几年苏联援助来了,老大哥是计划经济的行家里手,转了一圈说你们这么多私企我没法操作,然后就是雷厉风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私营企业没了。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我国一直是计划经济,城市里全是国企,农村都是合作社,国企利润全部上交,农民粮食统购统销,这种情况下整个国家就是个大家庭,大家白天干活,晚上回家吃大锅饭,兜里根本就没有余钱,个人、企业和国家融为一体,也就不存在交税的事。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78年,改革开放要发展私营经济,要引入外资和外企,税收的重要性再一次提上日程,所以80年代有了一次重要的税制改革。
当时的大方向是简政放权,税制也体现了这个原则,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国企和民企一样交税,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利改税,国企利润不再全部上交,交税后剩下的部分可以自己留存。第二是财政包干制,税收的权利下放给地方政府。
咱们先说企业,当时的企业税主要是工商税和所得税。不少小伙伴搞不清楚工商税和所得税,工商税就是我上篇文章里说的流转税,主打一个流量,有交易就得交税,雁过拔毛。所得税主打增量,有利润才有税,这个咱们后面说。
当时的工商税主要是三类,营业税、增值税和产品税,眼熟是吧。对,增值税80年代就有了,这三类税互斥,分别适用于不同的行业,也就是你交了增值税就不用交营业税,他们也是我国流转税的主要税种。
产品税是针对特殊产品的,咱们重点说营业税和增值税,这两有啥区别呢?
比如老武有个馒头店,他从老李那儿花100元买了面粉,做成馒头卖了200元,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两笔交易,假设税率同样是10%,如果是营业税,老武应交税额是200*10%=20元,老李应交税额100*10%=10元,国家一共收了30元的税款。如果是增值税,各自只针对增值部分征税,老武只要交100*10%=10元,老李的增值也是100*10%=10元,国家一共收20元的税款。
这个简单模型中能看出两点,第一,营业税有重复征税的嫌疑,比如老武的200元中其实包含了老李100元面粉钱,他两都交税,相当于面粉的流转税交了两遍,所以国家会多收10元。第二,营业税会导致产业合并,而增值税会促进产业分工。这点不太好理解,其实也不复杂。比如征收营业税的情况下,一条产业链下,大家肯定会减少中间的交易环节,少个环节就少交一笔税款。如果老武兼并了老王的面粉厂,两笔交易并一笔,他两一共就可以少交10块钱的税。如果收增值税呢,老武肯定倾向于把面粉生产外包出去,原来20块钱的税,拆分业务他只用交10元,能省10块钱的税钱。
所以如果从公平税负和促进社会分工的角度看,增值税是比较合适的税种。
但是80年代那次税改,工商税的大头主要还是营业税,只有极少数的几个行业试行增值税。
这个倒不是当时财政部的领导不了解经济,我们国家对于改革一向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般是先试点再推开,开始步子不会迈的太大。虽然说利改税,但国家总的目的还是要在改革制度的前提下,保证政府收入不要降的太多。从前面模型能看出来,对国家来说,营业税能多收点钱,所以它占大头。
而且当时的营业税和增值税都是价内税,税费含在价格里。
与价内税对应的是价外税,税费在价格之外单列,他两有啥区别呢?
除了算法不同外,有两个很重要的区别。
第一个是价内税隐蔽,价外税明显。比如咱们现在的增值税都是价外税,发票会写清楚税额,给国家交了多少钱一目了然。价内税没有这个标识,你只知道100元买了100个馒头,至于其中多少钱是税钱,那只有商家和国家知道了。
第二是价内税容易调节企业利润。80年代早期商品价格管控,销售价格都是国家指定。上过初中的小伙伴都应该知道,价格就是成本+利润,如果是价内税,相当于从你的利润里挖走一部分交给国家。比如一台电视机100元,40元的成本60元的利润,利改税之前60元的利润都要给国家,现在改收税了,比如30%的税率,国家就从60元里拿30元。如果哪一年财政紧张,税率可以定成40%,国家拿40,企业留20。极端情况下,如果是税率是60%,国家把60元利润全拿走,跟以前全部上交利润也就差不多了。大家能看出来吗?价格一定的前提下调节价内税,主打的就是一个精确。
所以当时的税制还是带有试水性质的,说是放权,实际上国家留了很多后手,营业税为主保证财政收入不会下滑太快,价内税又能精准调节利润在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如果财政有问题,也可以随时补救。这操盘水平,就问你服不服。
当然了,当时增值税没有完全铺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取难度大,增值税是抵扣的形式,老武卖馒头的时候先按交易额200元交税20,他再拿买面粉的增值税发票申请退税。但是如果发票管理不严格,这面粉的发票就可以做文章,极端情况下我把面粉的发票开成190元,直接可以退税19元,相当于只交了1块钱的税,你说国家亏不亏,所以管理能力不够的情况下直接铺开增值税那就是给大家打开偷税漏税的大门,只能是小范围试点。
再说所得税。对于企业来说,工商税是流转税,除此以外还要交所得税。
有不少小伙伴把流转税和所得税混淆,以为企业交了营业税或者增值税就万事大吉。其实我前面文章说了,增值税是针对流量收税,只要有交易就有工商税,这个税金是可以转嫁给消费者。而所得税是针对增量征税,经营收入减去流转税和成本后,剩下的利润才会交税,这个不能转嫁,跟流转税不是一回事
关于所得税就说一点,改开刚开始的时候税率很高,对国企来说达到55%。主要原因还是我前面说的,国家要保证利改税后财政收入不会下降太多,所以当时的税率基准定的很高。
改革的第二部分是财政包干制,收税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这就有点像咱们前面说的包税制了,地方政府给中央交够公粮后,剩下的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成。
中央的本意让调动地方政府搞建设的积极性,没想到执行起来不是那么回事,中间商剑走偏锋,捞起了偏门。
既然超出部分要和中央分享,那我就把收入做低,交够公粮后没有结余,那就不用给上交了。具体办法还是从税收上做文章,切入点是国企。
可能大家不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政企不分,国企就是地方政府的亲儿子,关系密切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既然是亲儿子,地方政府拿国企也就不当外人了,比如让企业承担一部分政府开支,还有当时的企业办社会,一个大国企,员工只有一万人,但是连亲属,带小学幼儿园医院,一个企业承担了50万人的吃喝拉撒,这就相当于企业替地方政府排忧解难,可是这笔费用却算在企业成本里,可以直接抵扣所得税。
此外还可以给企业直接减免税收,刚开始还只是所得税,后来连流转税也开始减免,反正都是一家人,减免的税金留给企业就相当于留给当地政府,政府账面没钱也就不用给中央上交。
此外政府扶植建立很多乡镇企业,这些企业因为立足农村,有土地和劳动力的优势,往往很有竞争力,但是经营所得大部分进了政府和集体手里,还有一部分用来解决就业和农村福利,并没有多少转化成税收。
而且既然是扶植,那肯定是有很多非常规方法了,比如通过行政命令强行推销本地品牌。70年代生人就应该都有点印象,当年各地都有一些小型烟厂酒厂,这种企业如果放开肯定是其它省大企业吞并,所以政府发文让大家支持,你说你能不能支持吗?所以很多地方只抽本地烟,喝本地酒。
大家能看出来吗?这事的本质就是地方政府建立一堆国企,把财政收入拼命往企业转移,藏富于企业。具体策略就是各自建立了很多烟囱式企业,为了保护这些企业又大搞以邻为壑,最后的结果是地方受益,但是整体上却造成资源的浪费。中央日常看各地红红火火,年底一盘账发现都是小本经营,除了份子钱,多余的一分没有,一查账确实也没什么盈余,可是地方政府天天吃香喝辣,各个脑满肠肥活的都很滋润,中央手里却捉襟见肘。
而且这种模式对私营企业非常不友好,地方政府把国企当摇钱树,那可不是使劲扶持,私营企业只能靠边站。
本来想让孩子们各自发展,没想到熊孩子们各有各的手段,大搞歪门邪道,搞了钱还不给家长分。所以老大喊了一嗓子,还是我来吧,于是有了1994年的分税制。
分税制的核心就是中央回收地方政府手里的收税权,改革还是两个重点,第一是改了税制,流转税里扩大增值税的适用范围,咱们前面说了,从发展社会分工的角度看,增值税比营业税更合理,而且配合金税系统建设,用假发票偷税漏税这口子也可以堵上。第二是增值税由价内税改为价外税,主要是因为价格市场早就放开,在不管控价格的前提下,增加的税率完全有可能加在价格上,用价内税没法调节企业利润,也就不用了。而价外税是个中性税种,独立于价格之外,理论上是不会影响企业经营和利润,而且发票上单独列支,抵扣的时候也方便计算。
可能有小伙伴要担心了,增值税范围扩大,会不会导致财政收入下降?
这事早有考虑,中央政府一向谨慎,干啥事都留有后手,这次也不例外,在增值税的类型上做了文章,使用的是生产型增值税。
生产型增值税啥意思呢?
就是成本只能抵扣原材料,不能抵扣固定资产。比如前面例子里,老武只能用买面粉的钱抵扣。如果你买蒸笼花了50块钱,拿着发票到税务局,那是没人理你的。。
与生产型对应的事消费型增值税,固定资产也可以参与抵扣,比如老武除了买面粉的钱可以退税10元外,还可以拿着买蒸笼的发票找到税务局,会多退给你5元钱,卖了200元的馒头,全部算下来只用交5元钱的增值税。
爱思考的小伙应该能看出来,生产性增值税会抑制投资,比如最近馒头生意好,老武要扩大生产,你说他是会再买个蒸笼扩大生产?还是多买点面粉让媳妇三班倒?肯定是多买面粉,面粉能抵税,蒸笼是纯投入。
大家也别被我举的例子误导,蒸笼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很多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都是大头,能不能抵税对于扩大生产至关重要,比如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企业,主要是就是靠设备,固定资产投资占整个投资的一半还多,像光刻机这种高端设备更是芯片制造的关键,能不能买得到直接决定能不能开工,像这种一台就几亿元的设备,如果退税,那就相当于国家对买设备给了上千万的补贴,对于企业扩大投资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当时采用生产型消费税,把固定资产抵扣排除在外,一方面防止财政收入下降太快,本质上还是步步为营,稳打稳扎的做法。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抑制投资,咱们前面说了,地方政府胡搞瞎搞,弄出了一堆小企业,完全不是中央的初心,所以减税但是并不鼓励你继续投资。
扩大增值税范围只是开胃菜,分税制的核心还是改变征收方式,中央绕过地方,直接从基层征税。既然你们的账目不清不楚,那就老大亲自征收。因为担心地方反应过度,中央还是留了余地,没把所有权利都收回来,所有税种分成三类,中央,地方、中央地方共享,这也是分税制这个名字的由来。
当然了,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儿子吃肉老子喝汤的问题,所以税收的大头还是中央拿。
比如流转税,营业税归地方,增值税中央拿75%,地方拿25%.。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扩大增值税范围了吧,大头要留给中央,营业税规模减小,甩给地方不心疼。
您可能会问,为啥中央不直接把税收全部收回来呢?
全收回来那地方政府的支出你不也得负责?那不又成计划经济了,地方事务只有地方政府自己清楚,你在北京哪知道贵州农村修条路花多少钱,也没那么人力去调研,可不是地方政府说啥是啥,到时候肯定是一堆烂账。
所以地方要承担些事权,比如公务员的吃喝拉撒,修路修桥等等,得留一部分钱给当地。
这个是朱总理从美国那儿学来的,美国不是个联邦嘛,中央和地方的税收也是分成两部分,联邦税和州税泾渭分明,地盘划分的比较清楚。
现在对分税制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主要是大家觉得当时给地方政府留钱太少,没钱就要卖家当,这也直接导致后来的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烈火烹油。
不过这事仁者见仁,如果当时中央手里没这么多钱,大基建根本就搞不起来,没有基础设施支持也就没有后来经济的腾飞。没有中央做转移支付,三大差距还不知道拉大到啥程度。只能说当时的税制是当时条件的一种应对,时过境迁再放马后炮没什么意义,改革嘛,都是走一步看一步,要是一眼看到底,那就不是摸着石头过河了。
而且大家也不要低估分税制的意义,这玩意看起来是个财政问题,实际上是一次权利和义务的再分配,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一系列事件。
比如国企下岗和乡镇企业的私有化。
咱们前面说了,财政包干制度下,地方国企和乡镇企业都是地方政府的亲儿子,政府一方面有好处都塞给国企,一方面也利用他们干点拿不上台面的事。但分税制后不行了,企业的增值税国家直接征收,小金库也就藏不住了,挣多少钱都是中央拿大头,地方政府也就没了经营国企的动力。
不但不支持,不少地方反倒打起了国企的主意。要知道,国企厂区再加家属区,幼儿园学校医院,那可是很大一片地,土地财政下,这都是钱,国企占着地,又贡献不了多少税收,你说我还包养你干啥,巴不得你赶快破产。腾出地来吸引外商,既能贡献业绩,还能贡献税收,他不香吗?国企,那是过去时了。
至于下岗工人,那不重要,有事中央也会兜底,谁让你搞分税制,你把钱拿走了,工人的事就得你解决。
乡镇企业也是一样,原来就是县乡政府的三产,搞点暗箱操作轻车熟路,比如之前有县政府就通过乡镇企业借贷给公务员发福利,现在不行了,这么明显的账务问题,国税局一查一个准。而且企业债台高筑,政府巴不得赶紧把这烫手的山芋丢出去,甚至有地方疯狂甩卖,只要把债务背走,几百人的企业要价1快钱,基本上就是白送了。
乡企私有化这事有好有坏,好处是有利于企业发展,比如格力就是从乡企发展而来的,如果当时一直挂在集体下面,估计现在也到不了这个规模。毛病就是不可避免的造成国有资产流产,要知道,当时负责给企业估值和买断企业的基本上是一伙人,也就是企业的管理层,做账的时候玩点花活简直不要太简单,最后的结果就是100万企业估价10万,再把债务盘一盘,可能花5万块就买走了。
所以分税制以后,政府办企业这条路就行不通了,那财政咋办呢?
两条路,第一是卖土地,第二是老老实实经营留给自己的那部分税收。土地财政咱们不说了,重点说说税收。
分税制下,地方政府操作税率的空间不大,要想多收钱,只能是扩大税基,也就是招商引资,企业多了,雁过拔毛,以量取胜也是个办法。
但是还有个问题,各个地方都是这么想,可是优质企业数量有限,僧多粥少,你咋跟别人竞争呢?
好的基建当然是一方面,交通人口物流这些都是可以发力的地方,不过这些都是大工程,短期很难见效,想立竿见影只能是给企业开出各种优惠,毕竟降价才是硬道理。
具体操作起来就是两点,土地优惠和税收优惠。当时引进企业也有鄙视链,外企大于央企,央企大于优质民企。外企一般效益好,而且可以出口创汇,属于白富美,到哪儿大家都笑脸相迎。大国企属于老大哥,垄断行业,旱涝保收,胜在四平八稳,而且说白了大家都是体制内,互相帮忙也就是一顿酒的事,天然跟政府亲近。民企稍微差一点,不过也看规模,中小企业一般没人搭理,要是阿里这样的巨无霸,那人家就会换一副嘴脸。
当然了,能挑企业的大部分都是沿海地区,先天条件比较好,有挑三拣四的资本。中西部落后地区就不行了,自然条件,营商环境都不行,狗都嫌,本地企业又没什么发展空间,怎么办呢?
这时候就有地方就剑走偏锋了,也就是搞税收洼地,吸引那些避税企业和个人。
具体操作办法就是两种,税收返还和核定征收。
税收返还好理解,收了10元的税,返给你5元,实际就是变相的税收减免。核定征收啥意思呢?
这个主要针对的是所得税,咱们前面说了,企业经营收入去掉成本后,要对利润部分征收所得税。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有的公司财务能力很差,没法核算出成本,也就没法计算利润,这个所得税怎么收呢?
这就可以拍脑门了,针对某些行业,可以直接给定利润率,也就是不用计算利润,直接把营业额乘一个比率当作利润。这个比例不会太高,一般在10%到20%之间,看起来比较合理是吧。
实际上有些行业的利润率高的惊人,比如明星的演艺收入,基本没什么成本,收入就是利润,爽姐收入1个亿,要是按照20%的所得税,那得交2000万的税,但是如果把工作室注册在税收洼地,搞一个核定征收,1个亿的收入只算1000万的利润,税额就变成200万。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明星偷税漏税一般都是利用核定征收,像新疆的霍尔果斯和东北伊春就是这种税收洼地。
这就是恶性竞争了,馒头大家都卖1元,你非要卖1毛,这叫扰乱市场秩序。实际上搞税收洼地比这个还恶劣,馒头好歹有成本,不可能无限竞争。收税那真是无本买卖了,一般避税操作的都是空壳公司,并不能解决当地就业,为了那200万的税钱,造成国家1800万税金的损失,对地方发展又没什么帮助,怎么看都是损人利己的操作。
所以现在国家也在出台政策,逐渐清理一些明显不太合理的税收减免,特别是核定征收,很多行业已经强制查账征收,以后那种随便画个利润率的办法估计会越来越少。
此外这种税收竞争客观上也造成了企业之间的区别对待,并不利于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特别是对外企,有一阵真的是超国民待遇,各种税收减免,优惠力度太大,以至于不少垃圾外企本来在国外是活不下去的,跑到我国依靠各种优惠居然能苟延残喘。还有不少外企有双重征税的问题,本国政府发现咱们免税,会按照他们的税率把差额补足,相当于用咱们的税收补贴了外国政府,你说亏不亏?
所以最近这些年政策在纠偏,总的趋势是所有企业的税负要拉平,地方政府也不能再依靠给好处这种简单粗暴的手段招商引资,撒一把小米当然能把小鸡引来,但是吃完人家不就走了吗?长期看还得筑巢引凤,建设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找准定位构造产业链,企业有利可图才会留下,收税就得放长线,细水长流才是王道。
分税制奠定了我国的基本税收制度,此后的税制基本没什么大变化。不过还是有三次改变值得说一说,这三次都是围绕增值税展开。
一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海外订单减少,拉动经济的马车从出口转向投资,增值税也从生产性开始向消费型转变,咱们前面说了,消费型增值税可以抵扣固定资产,相当于国家对固定资产投资减税,鼓励大家扩大生产。
第二次是2016年的全面营改增,服务业、房地产改成增值税,实际还是减税的思路。这次税改还有个副产品就是国税和地税的合并,因为营业税是地税征收的主要税种,这块业务没了,地税也就没了存在的必要。
最后一次就是2019年的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这事大家可能关注的不多,其实也非常重要。
啥叫留抵退税呢?
正常情况下,产品价格总是大于成本,有了增值才会纳税,这也是增值税这个名字的由来。但是如果把周期拉长,有可能产生成本和销售的错配,比如老武一年卖了2000元的馒头,但是买面粉花了3000元,按照10%的税率算,销售端交了200元的税,进货端应该抵扣300元,但是税务局只给你抵扣200元,因为税务局不做亏本买卖,全部抵扣相当于倒贴你100元,人家没这觉悟,本年度最多抵扣200元,多交的100元相当于预存在税务局,下个年度交税的时候再抵扣。
但是国家为了给企业减负,从2019年开始,也开始做亏本买卖,比如当年就把这300元全部退给你,相当于税务局把你应得的退税提前返还给你,也是为了解决企业资金周转问题,这就是留抵退税。
这儿就有个问题了,老武有毛病吗,进货3000,销售2000,为啥做这个亏本买卖?
这个原因很多,比如今年面粉便宜,老武可能预先囤一批留着明年用,这就会导致一个年度内买面粉的成本大于卖馒头的销售,这个属于原材料和销售的错配。
还有一种是税率的错配,比如馒头税率是5%,面粉税率是15%,也会产生进项税大于销项税。
当然了,这两都是小头,留抵退税最重要的还是针对固定资产。机器投资是一次性,但是成本回收回收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比如当年一口气买了十台光刻机,预交了1亿的税款,正常你得根据芯片的销售情况,每年抵扣一点,可能需要10年才能抵扣完,现在一次性把1亿的税款返还给你,从某种角度看,有点像国家给固定资产投资提供补贴了。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留抵退税,很多公司就是缺现金流缺死的,现在国家把这部分现金提前还给你,可能就会救活很多濒死的企业。
有小伙伴可能会奇怪,为啥增值税会拖拖拉拉,84年就诞生,一直到2016年才全部铺开,跨越30多年,中间还有各种调整,一步到位不好吗?
其实看了前面您就应该清楚,增值税相比营业税是个减税的趋势,而税收是调节财富分配的重要手段,国家缺钱的时候会加税,需要和企业和个人往前冲的时候就会减税,增值税在全部税收中占40%以上,可谓是牵一发动全身,所以得稳扎稳打,一直得跟经济发展各阶段匹配。比如改开刚开始增值税只在少数行业试水,那是为了防止利改税后政府收入下滑过快,采用价内税是为了匹配价格管制政策。94年明确生产型消费税,那是为了抑制投资。到2008年需要投资拉动经济的时候又改成消费型;2016年的全面铺开是为了去杠杆,给企业减负。疫情以来经济低迷,增值税留抵退税就相当于直接给企业补贴了。
而且增值税跟其它税种不一样,征收和抵扣跟产业链上下游相关,要想做到精准征收,必须得有个强大的信息系统支持。如果全面铺开又做不到精准管控,那就是给别人钻空子的机会,要知道,增值税涉及到抵扣,如果出问题那可是国库的损失,必须要谨慎。咱们国家的金税系统,主要就是为了配合增值税的征收,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几乎每次税改的时候都会伴随金税系统的大版本大升级,说白了,技术水平反过来也会制约税制的改革。未来配合数字货币,发票也有可能数字化,大家注意,数字发票可不是咱们现在看到的电子发票,完全是两个概念。运用区块链技术,可以追踪数字发票对应的资金往来,所有交易都落在阳光下,交税退税合二为一,交税的时候自动核减退税,征税效率会大大提高。
关于增值税,可能最富争议的话题就是税负到底谁来承担。按照官方说法,增值税是最终用户买单,也就是谁买东西谁交税。发票上也是这么写。
实际情况比较复杂。比如现在的销售价基本上都是含税价,这种情况下增值税就是成本的一部分。老武卖馒头,本来一块钱一个的馒头,含5%的增值税。现在增值税率涨到10%,老武能把价格涨到1.05吗?有可能涨,但是如果卖烧饼的老肖没涨价,大家可能都去买烧饼,老武的馒头卖不出去,最终还得把价格降回来,自己承担那多出来的5%的税费。
再比如服务行业,甲方估算费用的时候有一个标准,不会把税率考虑进去,增值税是5%还是10%都得乙方承担。更有甚者,还有个税率错配的问题,比如服务业本来是6%的税率,但是甲方要拿发票去下游抵税,很有可能让你给他开13%的发票,这就相当于你替甲方多交了7%的税,你说这公平吗?肯定不公平,但是甲方强势,你只能是照办。所以增值税到底谁来交,其实是买卖双方博弈的结果。
说了这么多,流转税这块感觉差不多了,其实采用什么税制和征收方式往往跟当时的经济社会情况有关,并不是中央政府发个红头文件这么简单。咱们国家下一步主要任务是扶持民营经济和刺激消费,未来税收政策的核心还是把财富从政府向私营部门转移,趋势就是税负公平和减税,至于征收方式,2018年国税地税不是合并了嘛,估计中央统一征收再给地方转移支付这种方式还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文章来源:知乎 作者:有鸡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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